作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这一构想的提出者,短短3天时间里,张萍已经接待了12位记者的专访。这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原副院长在退休后,又担任了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会长、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1982年12月,张萍向湖南省政协四届六次会议提交了一个议案,建议“把长沙、株洲、湘潭在经济上联结起来,逐步形成湖南的综合经济中心”。这是长株潭一体化第一次进入湖南省决策层的视野。
25年后的今天,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长株潭一体化20多前已开始探索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估计是国家最后一批试验区。”
长株潭三市彼此相距30-50公里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经贸和社会联系。在张萍看来,长株潭不应该是三座彼此隔绝的城市,而是一个水乳交融的城市综合体。如果三市进行有效地整合,那么将崛起一座强大的城市。
张萍说,虽然20多年来湖南就做过城市群一体化的探索,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中途被耽误了10年,“这是因为三个市(长沙、株洲、湘潭)各自为政造成的。”
“在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中,最大的困难是体制上的障碍,这种体制上的障碍造成了三个市行政分割、各自为政,出现了地方保护等等现象。”
实际操作中,他说:“以前省里面在谈时,长株潭三市却各打算盘。这就好比是一对亲家询问子女,你们何时结婚?可子女却各有想法。”
他解释,这也不难理解,行政区域的划分,使得三个市各自有各自的任务,他们不会去考虑别的市的想法。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下,领导的主要任务就是GDP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要打破三个市各自为政的局面,真正实现一体化,尚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一体化尚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张萍给记者介绍了三个典型的例子。
首先是交通。“三个市相隔不过50公里,之间来往的人群众多,一直以来人们希望之间互通公交车,但这个想法提了20年,直到今年元月才得以实现。”
为何要等待如此长久?
他说,这也是体制的原因造成的。国家交通法规规定,市与市之间只能是长途车。因为公交车是一种公共性质的,而长途客运属于经营性质。“背后就是一种利益关系的纠缠。”
通信问题也是如此。
张萍说,他在担任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办公室主任期间,就主张三个市的通信统一收费标准。为此,他与当时的邮电部门协商,对方也拿出了改建方案,但是还是因为种种原因搁浅了。
同样的问题还反映在环保上。
“上游污染,下游治理。”困扰长株潭的区域污染问题至今还在延续。他说,以前,上游重视经济利益,污染企业是主要的财政收入,环保部门也是靠排污费养家。即使到了现在,环保依然是政府部门要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试验区得到一个契机
有人问:国家级试验区会得到什么好处?
张萍说:“一不会有资金,二不会有政策,但是在国家批为试验区的地方,为了建两型社会,会给你试验的权力。”
他解释,无论是武汉,还是长沙,试验就是为了突破创新。“只要是对建设两型社会有利,两地将会突破现有的法规和制度框架。”
“要的就是这个契机。”
他说,东部沿海地区早已完成了工业化,或是处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武汉也好,长沙也罢,要落后沿海10多年,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在这一个时期,很多地方是用浪费资源和牺牲环保为代价来发展经济。
正是为了这一点,国家试验区的批准使中部地区在完成工业化中,通过一些有力的改革和创新来弥补,或者是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避免重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
“两个试验区
不会成为中国经济‘第四极’”
同获国家级试验区后,“1+8”的武汉城市圈和“1+1+1”的长株潭城市群今后如何发展?
“性质一样,但做法不一。”张萍个人认为,两地都将提升工业技术层次,发展生态、环保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大同小异的是,长株潭城市群主要对象是城市工业,而武汉城市圈主要对象是广大的农村。
“此后,两地发展会不会存在一些竞争呢?”
张萍认为,从空间来看,两者之间没有互补,也就没有利益竞争可言。
对于外间引发热情讨论的一个提法——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会成为中部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张萍不怎么认同。“长江中游经济圈的发展,不是单中心可以决定的,而要靠多中心的推动。也就是说,武汉和长沙不会成为中部经济前进的唯一发动机。”
尽管中部一下出了两个国家级试验区,但是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他更看重“郑武长经济带”。
在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中,张萍表述了三个目前可行的合作:共同建设打造中国交通枢纽中心;各由优势发展现代物流;大力开发旅游。
■ 对话
“两个试验区是中部经济的加速器”
——湖南师范大学博导朱翔教授专访
如果说中部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哑铃型”,那么,武汉和长株潭应该是它的两个核心,抓起这个哑铃,才能带动整个中部的发展!
中部地区也是国家经济中的一个重大单元,此次在中部成立“试验区”,是“中部崛起”战略的需要,也是为了平衡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我觉得,两个城市圈今后是“机遇大于挑战、合作大于竞争。”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今后两地的产业结构应该进行科学定位,“趋益、互补、扬长、避短”,共同打造成区域经济的龙头。
——朱翔
武汉“1+8”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同时获批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布局背后有何深意?两个“试验区”在今后的发展中将如何协调?昨日,本报记者在长沙专访了区域经济专家、湖南师范大学博导朱翔教授。
“试验区是中部崛起战略的需要”
长江商报:您觉得国家发改委为何选择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改革试验区?
朱:个人认为,国家生产力要均衡布局。为了中西部协调发展,国家先后在东部地区批了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在西部批了重庆和成都新区。中部地区也是国家经济中的一个重大单元,此次在中部成立“试验区”,是“中部崛起”战略的需要,也是为了平衡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长江商报:这次新批的两个试验区提出的改革主题是“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在您看来,为何是这样一个提法?
朱:这个提法应该与国家“十七大”精神有关。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面临一个新的变化,我国每年能源消耗占全世界15%,钢铁消耗占30%,水泥占52%,但是我们的GDP只占世界5.5%,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经济结构。
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的约束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要面临转型,即从过去那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模式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转变。中部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产出地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在全国来说显得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中部的改革试验区提出“两型社会”建设目标,是一种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考虑。两个中部试验区的获批,将成为“两型社会”的重要示范基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试验区立足点应更高”
长江商报:此前,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在一体化方面都有一些尝试,那么,您认为成为改革试验区以后,将跟以前的城市圈概念有什么不同?今后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朱: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概念,以前更多是处于各自省内的经济角度考虑问题,武汉“1+8”城市圈,意在通过武汉带动周边的8个城市以及湖北其他地区的发展,长株潭城市群也是为了形成一个核心经济区,并由此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两个试验区的获批,不仅仅是考虑两个区域的发展,而是在“中部崛起”的战略背景下、具有全局意义的考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个城市群都不能从各自的区域着想,而应该站在中部地区、甚至全国的层面思考问题,它们的立足点将更高,两个城市圈今后应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如何与国际经济对接,它的经济结构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长江商报:您认为“试验区”较以前的“特区”有何区别?究竟能够给两地带来什么变化?
朱: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有外因和内因,试验区无疑是国家为中部地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外因”条件,但决定因素是“内因”。国家提出“改革试验区”,主要是探索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的模式,它的提出,应该是在市场经济改革背景下,一场更深刻、更全面的变革。
现在的“试验区”和以往的“特区”有很大不同,以前是计划经济背景,现在是市场经济背景;目的也不同,以前是提供优惠政策,促进GDP的发展,现在是整体经济“又快又好”的提升;任务也不相同,以前提出“对外开放”,是为了发展对内经济,现在则侧重于经济发展中的体制和矛盾,制度创新是重要手段。
因此,各地试验区应该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模式。主要体现在“扩容、提质、优化体制、改进机制、扩大开放”等方面。
“两个试验区应互相辐射、扩散”
长江商报:两个城市圈曾经是一种竞争关系,按照您的观点,今后将如何实现区域互补、共同发展?
朱:湖南、湖北过去都是传统的农业大省,两地合起来有一亿多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两个新区的形成,将带动一亿多人共同发展。今后两地应该是互相辐射、扩散,而不是一种恶性竞争关系,两地应该携手共进,共同开拓市场。我觉得,两个城市圈今后是“机遇大于挑战、合作大于竞争。”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今后两地的产业结构应该进行科学定位,“趋益、互补、扬长、避短”,共同打造成区域经济的龙头。
如果说中部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哑铃型”,那么,武汉和长株潭应该是它的两个核心,“抓起这个哑铃,才能带动整个中部的发展!”
长江商报:您能够从两地的经济特点,具体分析今后两地将如何展开“合作与互补”?
朱:武汉是我们国家传统的老工业基地,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譬如冶金、汽车、光电子行业,在全国都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武汉拥有众多高校,具有强大的人才储备和科研能力。长株潭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业基地,长沙的工程机械、株州的铁路机械、湘潭的电工机械,共同形成了南方重要的机械工业基地。
两地今后可展开合作,共同形成现代制造业的优势;同时在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汽车制造等产业领域,形成产业链。两个新特区的批准,为这种产业间的互补和合作构筑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为中部经济发展构造了一个“加速器”。
长江商报:两个试验区获批后,您如何看待两地今后的发展前景?
朱:前景应该非常好。两地获批,也更加突出了两地在中部六省的发展地位。两地今后应该在更广阔的层面、更广阔的空间,获得更快的发展。(本报特派长沙记者 罗道海 尤义)
■ 连线本地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彦建议
城市圈要建立诚信机制
本报讯(记者 王荣海 实习生 周芳) “武汉城市圈内还要建立诚信机制。”昨日,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武汉市委主委杨云彦建议。
建立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制度
杨云彦说,要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必须要加强以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为主体内容的生态建设。
他建议,建立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优先开展对资源环境的核算。加快制定节约能源资源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加快建立科学的节能降耗减排指标体系、考核体系、监测体系,堵塞能源资源浪费漏洞。
同时要拓宽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资金渠道。可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
支持节能企业发行股票
杨云彦认为,应该鼓励各金融机构采取银团贷款、混合贷款、委托理财、融资租赁、股权信托等多种方式,加大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金融支持。
“像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节约资源、特别是节能企业和环保企业,可优先发行企业债券、发行股票。”杨云彦说,这样可以优化生态建设的资金配置,把环境保护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地方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继续向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倾斜。
同时,要充分发挥武汉金融辐射和服务区域的功能,规范和推动信托融资、私募基金融资,提升武汉区域性资本市场功能。
建立城市圈诚信机制
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还必须建立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同时,要推进武汉以票据市场、保险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柜台交易市场等为特色的金融中心建设,成立区域性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构建城市圈多种形式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加快建设城市圈社会征信体系,实现城市圈内信用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建立城市圈诚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