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解放之后，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远走香港，临老且病之时，即使蒋介石频频召唤，杜就是不愿意去台湾。他为什么不去台湾？这与1949年7月间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一篇严厉批判杜的社论有关。
杜月笙建议封锁沿海各港
1949年6月，杜月笙修书一封给蒋介石称，所幸上海港口遭国民党海军封锁，客居香江的沪上企业家有家归不得，只得暂留香港。杜建议蒋，要让沪上商人断绝了返乡的念头，索性还是“封锁沿海各港”。
1948年11月1日，保密局呈给蒋介石一份密电，直接道出杜月笙采取反制手段，报复国民党当局“经济管制”的幕后原因：
保密局(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南京徐自强函呈：沪市经济管制失败之内幕。青年党《中华时报》发行人宋益清，向曾琦报告称，沪经济管制之失败，系政府既惩办杜维屏破坏金融案于前，不应放纵孔令侃大量囤积于后，致使杜月笙极度不满，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呈阅。
上海“经济管制”失败，蒋经国黯然下台。不久，淮海战役兵败如山倒，蒋介石被迫下野，仅能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老家奉化溪口遥控国民党军政首长。
倏忽之间，已到1949年6月间，客居香江的杜月笙，修书一封，寄到台北草山(即后来的阳明山)“总裁办公室”给蒋介石。杜月笙信中告诉蒋介石，他将尽力劝阻沪上企业领袖返回上海。这些企业家个个身怀巨资，他们的动向决定了中国金脉的流向。此时旅居香港的上海工商领袖，在北京方面的不断劝导之下，纷纷表示要回上海，重拾旧产业。
杜月笙信上声称，所幸上海港口遭国民党海军封锁，这批人有家归不得，只得暂留香江。杜建议蒋，要让沪上商人断绝了返乡的念头，索性还是“封锁沿海各港”。
蒋介石随即回复杜月笙：“……至建议封锁沿海各港一节，政府业已决定一律停止开放，先生此次毅然离沪，足征国家民族意识之坚强，佩慰奚如。……际此盛暑，至希加意珍卫，余不一一。顺颂近祺中正手启。”
蒋介石担心江浙商人挟巨资返回已解放的上海，如此，内战局势将更不利于国民党。故而，蒋三番两次命洪兰友(时任“国民大会”秘书长)、王新衡、潘公展(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等人，络绎于途，不断联系杜月笙。在蒋的心目中，杜月笙当前最大的利用价值，就是拴住旅港的上海企业家，不让他们连人带钱重返上海。
《中央日报》点名狠批杜月笙
《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杜月笙为“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时代渣滓”，并且将蒋经国上海打老虎限价政策的溃败，说成是受到杜月笙“逆袭”而崩溃。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洪兰友受蒋介石之命，赴港探望杜月笙之后，报社已迁往台北的《中央日报》，突然在7月18号刊出了一篇以《本党历史的新页》为题的社论，点名直指杜月笙是“买办流氓、土豪劣绅”。
这篇社论，以提出“三点意见”为名目，开宗明义，揭开了声色俱厉的批判序幕：“……过去党中若干有力的同志为了避免改造政治社会的麻烦，也为了自己的利益，便丢开主义而各行其是。在上海、汉口、平、津及广州的同志，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和买办流氓妥协，在其它各省市的同志，亦均与土豪劣绅结不解的政治缘。”
社论以空前高调的语气声称：“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本都是时代的渣滓，应在肃清之列，但由于一些有力同志的畏难苟安，不去肃清他们，结果他们的势力就反而壮大起来，变成了各地的实际统治者。别的且不说：上海为什么变成最容易发炎的盲肠？岂不是因为它早成为‘闻人’的天下？这闻人也者就是流氓头的代名。那些流氓头是由吾党同志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在它的羽翼丰满之后，就几乎变成了上海的皇帝。我们只要看上海参议会议长一席竟是闻人杜月笙辞而不就的位置，以及去年上海的限价政策之突然受到闻人的逆袭而崩溃，都可以想见那些‘闻人’之已取得上海实际统治权，与夫我们少数同志养虎贻患的不智。”
《中央日报》称杜月笙为“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时代渣滓”，并且将蒋经国上海打老虎限价政策的溃败，说成是受到杜月笙“逆袭”而崩溃。
文章接着说道：“现在我们不能再妥协下去了，也不容再苟安下去了……就是买办、流氓、土豪、劣绅乃至于若干军阀的残余势力，也应该加以扫荡。……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既是军阀的余孽，也是三民主义前途的障碍，不肃清这些障碍，我们就永远没有方法可以推行，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标之政治的经济的措施。”
不可思议的是，社论在字里行间挑明了是要帮一向以“青年导师”自居的蒋经国发声，无形中把写这篇社论者的底牌泄了光：“本党应将‘戡乱建国’任务的大部分，交给青年去执行……其实，所有能写下可歌可泣历史的人，多半是青年，或是善于领导青年的人……我们希望中枢能划出一部分‘戡乱建国’的工作交给青年，一方面让多数正苦没有出路的青年得到工作，一方面让青年的热诚转化为‘戡乱建国’的行动，务使本党能从此进入更活跃的青年期，然后‘戡乱’的最后胜利才会属于本党。”
[1] [2] [下一页]
